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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京报讯（记者徐鸣）山东“入室抢婴案”又有新进展。11月15日，被害人代理律师、北京至普律师事务所李圣告诉新京报记者，该案四名被告人中，目前有两人已提起上诉。 据刑事上诉状，主犯曾某孩认为，自身行为构成犯罪，但一审量刑过重，要求发回重审。他认为，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，理应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幅度内量刑，一审判决自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，并不符合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。 另一上诉人袁某贵认为，自己不构成拐卖儿童罪，要求改判。他同样认为，一审对自己的量刑过重。在上诉意见中，他称自己无拐卖儿童的直接故意，主观恶性远低于直接实施拐卖行为的同案人员，且自己未参与暴力犯罪环节，未获利，客观危害性较低。 据新京报此前报道，案件发生在2006年12月的一个深夜，三名男子翻墙破锁进入姜甲儒家中，使用暴力、威胁手段控制其爷爷奶奶，抢走了年仅8个月的姜甲儒，最后将其卖给一对夫妇。之后十几年，姜家人一直在寻找被抢走的孩子，直到2024年，警方在山东济宁找到了姜甲儒，三名抢婴男子和另一名涉案人员陆续落网。 今年9月19日，“入室抢婴案”在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。法院认定，四名被告人的行为均构成拐卖儿童罪：其中一人被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；两名被告人被判无期徒刑；另一名被告人被判有期徒刑十五年。 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宣判时指出，四人的行为均构成拐卖儿童罪。曾某孩是整个犯罪中罪责最突出的主犯，情节特别严重，认罪悔罪态度差，判处死缓。 吕某东和王某勇同为主犯，均为累犯，罪责次于曾某孩。二人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，而且吕某东的供述对破案具有较大价值，因此两人均被判无期徒刑。 袁某贵因提供关键信息，对确定作案目标及顺利实施拐卖儿童犯罪起到重要作用，亦系主犯，认罪悔罪态度差，但其未直接实施入室强抢、出卖儿童行为，未实际获利，罪责次于吕某东、王某勇，获刑十五年。 此外，法院认为四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婴儿父母造成了交通费、误工费等损失，虽然原告未提交相应证据，但这些是寻找孩子的必要费用，酌情支持20万元。 据起诉书，新京报记者注意到，四人均有刑事犯罪案底：曾某孩2007年因盗窃罪被判十一年；吕某东1994年因盗窃罪获刑六年，后又因盗窃罪、脱逃罪获刑六年；王某勇1995年因强奸罪、盗窃罪被判十一年，后因盗窃罪获刑十二年；袁某贵2013年因非法拘禁罪被判拘役四个月、缓刑六个月。编辑 甘浩校对 卢茜“警察同志，你们好，我在台湾，想回大陆找我的亲人……”记者15日从云南省公安厅获悉，云南省昆明市禄劝县公安局不久前收到一条来自台湾的寻亲信息，一条独特的两岸寻亲之路由此铺开。{p}“我想达成父亲遗愿，他以前老是说要带我回去，说我也是彝族人，不要忘了自己的根。我以前都不在意，但他去世之后，这种寻亲的意念越发强烈……万般感谢，无论有没有找着。”{p}禄劝县公安局民警说，“我们一看到‘不要忘了自己的根’这几个字，心里就特别触动。”他们立刻接下这份沉甸甸的托付，成立寻亲小组开始一场寻亲接力。{p}连日来，民警们依据仅有的“彝族”“可能姓张”和一张模糊的老照片，将目光锁定在禄劝县几个彝族乡镇。民警们一个村一个村地跑、一户一户地问，把老照片翻拍给村里的长者们辨认，得到多是“没印象”“没听说”的回复。{p}“这样的寻亲无异于大海捞针，但再难也得试试。”民警们没有放弃，转机在一次次耐心的比对和询问后出现。禄劝县某镇一户人家，情况和张先生描述高度吻合，在电话接通那一刻，民警刚说明来意，电话那头先是长时间沉默，接着传来激动到颤抖的声音：{p}随后，禄劝县公安局民警为双方安排了视频连线，确认了身份。当屏幕两端分离数十年的亲人终于清晰地看到彼此，泪水与欢笑交织在一起。{p}11月7日，张先生踏上魂牵梦萦的家乡云南昆明，他紧紧握着堂兄弟的手，哽咽道，“爸，我替您回家了，您的遗愿，儿子完成了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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